浅谈“有我之境”

　　“'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’‘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’有我之境也……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”

　　——《人间词话》

　　中华诗词之奥义精妙，自古便多有考究。本文所提“有我之境”，乃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用语，与“无我之境”相对照，历来学界多有争鸣。自王国维“境界”之说一经提及，便产生意溢于境，或意寓于境之分，二者交相辉映，古人为词之深意自可探求。

　　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”一句来自于欧阳修的《蝶恋花》，讲的是闺阁女子含泪凝视落花之景，叹问落花可知她渴望丈夫归来的心意，却只见得落红无情零落而去。这首诗表达的是女子的闺怨之情，花的“无情”衬托人的愁思，亦或是人的感伤才赋予了花的“无情”，我们已然很难分清女子的泪究竟是由花而起还是为花而落，女子与花已然融为意境中的一体。物的意象成为了女子言语的寄托，女子的姿态又何尝不像是落花的另一种表达呢?

　　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”，第二句诗来自于秦少游的《踏莎行》。这首诗的叙述更为直接：春寒料峭，夕阳西下，作者独坐在孤馆中，依稀听见窗外杜鹃声声哀啼。“春”本是暖融明媚，作者却用“孤”“寒”来形容;万籁本是生机盎然、周而复始，可作者只听到了“杜鹃”的哀啼，只看到了“斜阳”垂落的光影晦暗。自然万物本无情，却因作者之意赋予了丰富的情感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王国维“有我之境”谈的是物我关系，讲的是情景关联。“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”当诗人带着主观色彩观察万物时，万物便皆带有了或多或少的“人情味”，诗词的落点便也不在物象的本身而在于物象背后的主观、强烈的情感色彩。古人形容诗歌是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，如果没有诗人细腻的情思，一首诗也许便失去了其灵魂内核。

　　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讲，“有我之境”是一种“由动之静”的诗歌境界。所谓“由动之静”，是指作者要将情感上的澎湃汹涌化为客观、具体的物象，用某种客体寄寓抽象多端的情感。这种写法早在西周时期便已形成，《诗经》中“比”“兴”手法即是将“物”“心”相结合，由物生发、由心写物。《硕鼠》中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!”即是作者将受到剥削的不满情愫寄托在硕鼠身上，由心及物，以此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。而《关雎》则是由物及心，从关雎鸟的叫声中感受到内心的触动，进而联想到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虽是由景而起，却又因情而赋予了景更深层的含义。

　　但上述的两种讲法，其实还是在取景情的相近之处，仍有一种物我间离的状态。而到了苏轼时，这种“有我之境”便有了一种“入乎其中，出乎其外”的物我一体之意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高度评价了苏轼的《水龙吟·似花还是非花》，因为其已然不是作为观察者作物象的描摹刻画，而是将自我潜入吟咏对象中，与之融为一体。“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无情有思”，被遗弃在旁路无处可归的既是杨花，却也是苏轼本人。“萦损柔肠”“困酣娇眼”，作者表面在谈杨花飘摇坠落之感，其实也已将自己融入杨花之中，表达自身的愁思萦绕、惆怅万分。而后来陆游“零落成泥碾作尘”更是将自己化作梅花，歌颂其高洁忠贞形象的同时，自表高尚品性。

　　“有我之境”沟通了物与我的关系，让诗歌与作者本人的情思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，丰富了物象的意蕴，形象化了情感的表达。而读者在读此类诗时要剥茧抽丝，从“静”中悟“动”，无疑为读者平添了几分读诗的趣味和韵味。

　　王国维在提出“有我之境”时，还对照着提出了“无我之境”的观点，即在诗歌中不突出自己的主观、强烈情感，而以一种较为客观的视角叙述。但“无我”便真的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吗?我想其实不是。无论是“人闲桂花落”还是“采菊东篱下”，“我”只是被含蓄地隐藏在了物象之中，其实质或许仍是一种“有我之境”。因此无论是“有我”还是“无我”，在读诗时我们都不应忽视“我”的存在，要在具象中寻觅情思的踪影，探寻诗人的本意。(作者：左家齐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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