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邕与张衡——建安文人的创作典范

　　作者：张巍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　　李白在《古风五十九首》中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。”对盛唐诗人而言，建安文人是他们心目中的创作典范，建安风骨对盛唐气象有着重要启迪，这早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常识。那么，对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人群体——建安文人而言，他们的创作典范又会是谁呢？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。

　　建安文坛的创作队伍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，其核心成员就是三曹七子一蔡这十一人，距离他们时代最近且成就最大的作家当属蔡邕。三曹七子中孔融生年最早，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（153），此时蔡邕二十一岁，在年岁上相当于建安文人的师辈。蔡邕对汉末文坛产生过巨大影响。《蔡邕别传》中讲道：“东国宗敬邕，不言名，咸称蔡君。兖州、陈留，并图画蔡邕形像而颂之曰：‘文同三闾，孝齐参、骞。’”足见时人对其文学和德行的推崇。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亦载，蔡邕“才学显著，贵重朝廷，常车骑填巷，宾客盈坐”，可以说已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。蔡邕和建安文人交往颇多，最为突出者有以下四点：其一，曹操之密友。曹丕《蔡伯喈女赋序》中说：“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。”其二，七子中数人之师友。孔融和蔡邕为好友，王粲是蔡邕藏书的托付者，阮瑀是蔡邕的学生。其三，蔡文姬之父。蔡文姬的《悲愤诗》是建安诗歌中重要的鸿篇巨制。其四，路粹之师。总体看来，建安文人对蔡邕普遍持一种尊崇的态度，在蔡邕身后的五十年里，他的文学光芒如终存在。例如孔融在碑文创作上就明显效仿蔡邕，《文心雕龙·诔碑》云：“孔融所创，有慕伯喈，《张》《陈》两文，辨给足采，亦其亚也。”

　　张衡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（78），对建安文人而言，他是近百年前的知名作家。建安文人对张衡也很崇敬。曹植在其《七启序》中就称赞枚乘《七发》、张衡《七辩》等“七”体之作是“辞各美丽”，并且写道：“余有慕之焉，遂作《七启》，并命王粲等并作焉。”唐钞《文选集注》陆善经注曰：“时王粲作《七释》、徐幹作《七谕》、杨修作《七训》。”此外尚有刘劭《七华》，或许也是同时所作。祢衡在《吊张衡文》中更是充满深情地写道：“南岳有精，君诞其姿。清和有理，君达其机。故能下笔绣辞，扬手文飞……河水有竭，君声永流。”这篇吊文高度称颂张衡的文才与声名，并为他的政治遭遇而慨叹，类似于贾谊的《吊屈原文》，祢衡也堪称张衡的隔代知音。在文末祢衡特意强调：“余生虽后，身亦存游。士贵知己，君其勿忧。”表明自己效法学习张衡文章道德的意愿，这可以说是充满建功立业情怀的建安文人的共同心声。

　　张衡和蔡邕被建安文人视为创作方面的偶像，这在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中有明确的表述。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：“（王）粲之《初征》《登楼》《槐赋》《征思》，（徐）幹之《玄猿》《漏卮》《圆扇》《橘赋》，虽张蔡不过也。”这是现存文献记载中首次将张衡与蔡邕并称为“张蔡”，并将他们当成创作的标杆和典范。

　　关于蔡邕与张衡的关联，《殷芸小说》中有这样一则耐人寻味的记载：“张衡死月，蔡邕母始怀孕。此二人才貌甚相类，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。”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六四引）从史实的角度看，这当然是小说家言。因为张衡卒于汉顺帝刘保永和四年（139），此时蔡邕年已七岁。蔡邕被视为张衡后身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才华相似，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就说过，“张衡通赡，蔡邕精雅，文史彬彬，隔世相望”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

　　其一，张衡是东汉后期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，“音乐书画之艺，方技博弈之巧”，“罔不该罗其情，原始要终”（夏侯湛《张平子碑》），在多个领域都有突出贡献。他精通天文历算，长期担任太史令职位，曾著《灵宪》一书总结当时所知的天文学知识，并创制浑天仪、地动仪。蔡邕也堪称博学多能。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记载：“少博学，师事太傅胡广。好辞章、数术、天文，妙操音律。”

　　其二，在文学创作上，张衡和蔡邕有前后相承之处，表现出了东汉后期某种创作倾向的延续，并共同成为建安文人效法的楷模。刘跃进在《蔡邕的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转变》中指出：“从文学风尚的变迁来看，东汉前期文学还多少继承着西汉以来庄重典雅的传承。其后，由清峻而华丽，从通脱到壮大。这种转变，在蔡邕的《青衣赋》《述行赋》等创作中，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。”（《文学评论》2004年第3期）毫无疑问，这种转变绝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，而张衡在这个过程中具备起始意味。张衡《归田赋》的出现，表明了汉赋对《诗》、骚抒情文学传统的复归，这一创作倾向为后来蔡邕所继承，而至建安文学得以发扬光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蔡邕正好是从张衡到建安的一个关键性的枢纽环节。

　　题材的拓展也从侧面体现出文学的发展进程。女性题材是西汉诗赋中较少涉及的内容，蔡邕却作《青衣赋》极力表现对一位婢女的爱慕，辞采极为艳丽，时人张超出于传统的文学观念，还写了《诮青衣赋》来讥讽他。但事实上张衡在《同声歌》中，早已有了更趋于艳体化的描写。联系三曹七子笔下叙写女性的作品，例如曹植的《美女篇》等，再观察此后的宫体诗赋，也可看出其间有隐然的承继关系。

　　讲求辞采、用典、对仗、声律，追求文学形式之美，也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特色。在这一点上，张衡和蔡邕同样是他们的先导。张衡诗赋和蔡邕碑文中多用骈偶句，刘勰《文心雕龙·丽辞》对此称道说：“自扬马张蔡，崇盛丽辞，如宋画吴冶，刻形镂法。”此外，张衡、蔡邕学识渊博，文中都长于用典，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亦云：“至于崔班张蔡，遂捃摭经史，华实布濩，因书立功，皆后人之范式也。”

　　从张衡到蔡邕所代表的创作传统，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，是建安文学的重要渊源所在。六朝文人将张衡、蔡邕与三曹及七子中成就最突出的曹植、王粲并称，形成了“张蔡曹王”的说法，将他们视为有机的文学序列。例如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中就夸张地说声韵之妙“张蔡曹王，曾无先觉”。这种并称充分反映了建安文人与张衡、蔡邕之间的内在关联。可以说，建安文人最终也和他们的偶像一起，共同成为后世文人的偶像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1年01月04日 13版）

责任编辑：文云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