川西小城有位“大先生”

　　一元钱专家号，一年接诊近三万人

　　川西小城有位“大先生”

　　凌晨4点15分，川西小城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。天边的启明星刚刚升起，79岁的老中医陈怀炯已从睡梦中醒来。吃过简单的早餐，他披上雨衣，拉上院门，蹬上助力车，向天全县中医院骑去。

　　即使已经退休14年，他仍每天风雨无阻去医院坐诊。行医64年，他把生活过成了一只精确到秒的时钟，自己也成了这座川藏公路上的小城里的一个传奇。

　　他毕生致力于以中医治疗骨科疑难杂症，虽然2006年就位列四川省十大名中医，却坚持只收1元钱的挂号费。择一事，终一生，精湛的医术、崇高的医德为他赢得“大先生”的美名。

　　12万人的小城，县中医院年接诊52万人次

　　凌晨4点55分，天全县中医院门诊部静悄悄的。

　　陈怀炯骑着自行车进了大门。“大先生早！”门口的保安对此早已习惯。

　　医院的门诊向来开得很早。小城的冬季，要临近8点才日出，大夫们仍然在早上7点前就整整齐齐坐进了诊室。

　　但对于他们的老师陈怀炯来说，7点钟已经太晚了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凌晨5点接诊的习惯，大年初一都不例外。

　　见到大夫来了，等候在诊室外的一名患者连忙起身，双手合十，躬身行礼。身旁的妻子抢过大夫手中的水壶，一溜小跑向开水房奔去。

　　患者名叫诺登，来自700多公里外的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。几个月前，他在干农活时左腿受伤，由于当时处置不当引发了骨髓炎，之后病情不断恶化，面临截肢。

　　“亲戚说天全有位大先生，治好了很多人骨头上的病，我们就坐了三天汽车来看病。”他的汉语不流利，用手比划地讲起了自己的遭遇。

　　两个月的悉心治疗下来，诺登如今已经可以丢掉拐杖慢慢行走。见到这位每天都来得很早的老熟人，陈怀炯小心翼翼地揭开他左腿上的纱布，弯腰仔细检查后，又轻柔而熟练地换上药。“再换一次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我再给你们开点药，自己带回去用。”他连比带划地叮嘱道。再一次，诺登夫妇双手合十，躬身行礼，不住地说着“瓜真切”（藏语，意为“谢谢”）。

　　凌晨5点10分，眨眼的工夫，诊室里已经人声鼎沸。

　　患者有的来自200多公里外的大凉山，有的来自400多公里外的达州市，还有的来自内江、广元、宜宾……

　　“来天全的外地人里有一半是到中医院看病的。”天全县流传着这样的说法。

　　这并非空穴来风。天全县常住人口约12万人，天全县中医院2022年门诊量却达到52万人次，其中超过45万人次为骨科患者，绝大部分是从外地慕名而来。

　　刚为面前的两位患者拔上火罐，又转身蹲下为一位老人换药，三下五除二固定好，又接过一张X光片细细查看……诊室里的陈怀炯像一只陀螺，不停地忙碌，动作行云流水。

　　忙到接近8点，他拉开抽屉，吃上了几颗药。

　　常年的高强度工作，吃饭有一顿没一顿，让他落下了胃溃疡的毛病。加之上了年纪，也饱受高血压的困扰。

　　但只要走进诊室，自己的一切病痛似乎都可以被自动屏蔽。

　　退休前，陈怀炯只在每周二下午休息半天，每年接诊的病人超过3.8万人次。

　　退休后，他仍坚持每天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坐诊，一天要接诊七八十个病人，去年接诊超过2.9万人次。

　　除了当年去成都领“四川十大名中医”奖，“被迫”离开过一次天全县，他一辈子不曾迈出过小城。但他的病人却来自天南海北，甚至有人不惜从上海、非洲等地“打飞的”过来看病。

　　这位老先生究竟有何魔力？病患们七嘴八舌地为我们解答了疑惑。

　　“我的肩伤在老家花了5000多元，治了半个多月不见好，大先生给我开了十多天的药，手把手教我敷，一共就花了100多元，效果好得不得了！”

　　“你说现在哪里还有医院能先看病后交钱的？大先生这里就可以，他从来不担心病人‘逃单’！”

　　指骨复位63.5元，桡骨复位127元，西药进价不加成，中药只收成本……

　　更让人感动的是大夫们处处为病患考虑：能不拍片的就尽量不拍，能通过X光片判断的就不再拍CT、核磁共振……次均不到80元的门诊费用，甚至低于很多乡镇卫生院的收费水平。

　　这背后，不仅有精湛的医术作为底气，更有承担风险的胆量与责任心。

　　1975年起，医院将5毛钱的挂号费坚持了28年。直到2005年医院建立电子信息系统，才不得已上调挂号费至1元。“1元钱的专家号”让天全县中医院远近闻名。

　　“来我这里就医的群众大多数不富裕，在过去大多数都靠自费就诊，我当初就是希望能给穷苦百姓提供一个能遮风避雨的‘岩窝子’。我们当医生的，既要治好病人的伤痛，也有责任减轻他们的负担。否则治好了病，人家日子没法过下去，治好了也没意义。”陈怀炯的话很朴实。

　　不穿袈裟的“汉地活佛”

　　陈怀炯出生中医世家，家族行医已有200多年历史。

　　陈氏先祖在清朝初年随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潮从湖北迁入四川，安居茶马古道重镇天全县，做起药材生意。

　　在兵荒马乱、匪患突出的年代，人们为求自保，多有习武的传统。在经营药材生意之外，陈氏家族子弟亦学习武功。学武易伤筋动骨，于是陈氏先祖便开始了“学武功、融中医”的探索，逐渐发展成小有名气的陈氏骨科。

　　陈怀炯说，对于陈氏家族而言，行医从来不是一门生意。“老一辈坐堂行医时，就对穷人免费，只收富人诊金。”20世纪50年代初，天全“陈氏骨科诊所”已经誉满周边。

　　1959年，15岁的陈怀炯成为陈氏骨科的第三代传人，完整学习了祖传的中医手法复位、小夹板固定治疗骨伤外科等技术。

　　1975年，时代浪潮中，为了能将所学继续服务群众，陈怀炯将诊所、独门骨伤诊疗手法和祖传药方都一起献给了国家，建立起集体所有制的天全县城关镇骨科医院。1980年，医院更名为天全县中医医院，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三级乙等中医医院。

　　65岁的天全县居民白瑞敏是陈怀炯出师后的第一批病人之一。幼年时代骨折后的治疗过程成为她最早的记忆之一。多年以后，走在大街上遇到陈怀炯，她依然会远远地打招呼：“大先生，您还记得我不？我的手是您治好的。”

　　这样的招呼，陈怀炯常常遇到，大多数人的姓名他早已不记得了，但他的名字却无人不晓。

　　“在这里，我们基本都晓得大先生是谁。”出租车司机的话道出了陈怀炯在一方百姓心中的地位。

　　大先生究竟有多厉害？

　　有些事情是我们听别人讲的——

　　1982年，作家魏巍从北京来到天全采风，一天在下乡途中脚部不慎受伤骨折。当他被送到中医院时，陈怀炯用手一摸，立刻判断出骨折的位置。当时的县中医院还没有X光机，县里安排他到县人民医院拍片。片子出来一看，和陈怀炯诊断的结果丝毫不差。在中医院治疗10多天后，魏巍已经可以下床活动，20多天后，已经行动自如了。后来他回到北京，特意给陈怀炯写来感谢信，寄来《东方》《地球上的红飘带》《人民作家人民爱》等作品。

　　有些事是他自己回忆的——

　　20世纪80年代，医院曾经收治过一位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的小女孩。她在公路上玩耍时被一辆大车碾过，右上臂、小臂粉碎性骨折。最棘手的是，黏糊糊的沥青与血肉粘在一起，无法分离，女孩面临截肢。家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天全求助陈怀炯。他先用药膏敷在外伤处，再将骨头断裂处一一复位。敷药十多天后，原本渗进创口的沥青竟与新长出的皮肉分离了，孩子的手奇迹地保住了。

　　还有一些事，是我们亲眼见证的——

　　采访当天，一位直不起腰、坐着轮椅被推进诊室的男子，经过治疗后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在家属的搀扶下迈开了步子。

　　陈怀炯的诊室有个规矩——病人不分贫富贵贱、职位高低，除了外地病人可以优先看诊之外，所有人必须按挂号顺序来。谁若坏了这个规矩，他会毫不留情。

　　一次，有个小老板排队等得有点不耐烦，声称可以多给些钱，催促陈怀炯先为他诊治。陈怀炯拿出一张钞票，贴在他的腿上说：“你先用这个止一下痛，看病还是要按挂号顺序来。”

　　对待穷人，他却尽显仁爱。十多年前，一位家庭贫寒的老大爷因肱骨外科颈粉碎性骨折，从内江老家沿途乞讨到天全县中医院求医，大先生不仅免去了全部的医疗费用，临行时还塞给他回家的路费。

　　这样的例子，还有太多太多。

　　地处川藏公路交通要道，天全县中医院每年接诊藏族患者超过1万人次。除了川西地区的老乡，还有不少来自青海、云南、甘肃和西藏的患者。每当病愈出院，藏族同胞往往会按照民族习惯“放生”一条鱼。久而久之，天全县中医院的水池成了鱼塘。

　　为了方便藏族群众就医，医院设立了许多藏文指示牌，还配备了藏语导医解惑答疑。过去曾有偏远地区的藏族患者把帐篷搭到医院草坪上过夜，考虑到他们住旅馆花费较高，时任院长的陈怀炯默许了这一行为。“对少数民族群众尽量包容、理解，尽可能减少患者负担，全院职工都受大先生影响很深。”医生高志涛说。

　　“在我们心里，大先生就是不穿袈裟的汉地活佛。”诺登的话道出藏族老乡的真挚感恩。

　　但在陈怀炯看来，并非是医院照顾了少数民族患者，而是这些同胞支持了医院的发展。为此，医院也积极回馈涉藏地区：他们先后与甘孜州康定市人民医院、康定市第二人民医院、泸定县人民医院、理塘县人民医院、理塘县藏医院、会东县中医医院等医院结成骨科联盟，建立起医疗联合体；业务尖兵送医下乡；向涉藏地区医院派驻业务骨干并为其培训医疗技术人才……以医为媒，小小的中医院成了一座连接汉藏情深的桥梁。

　　一生的大医情怀

　　退休前的陈怀炯，身为院长，在全院工作时间最长，工作量最大，却一直坚持和科室一般人员拿着同样的工资和福利待遇。

　　衣衫朴素，粗茶淡饭，鲜有社交。他至今仍与自己的两个弟弟共住在天全县城郊的一个老院子里，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风雨无阻。即使14年前退了休，仍坚持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坐诊。午休后画画，练字，打拳，看书，每一分钟都不浪费。

　　他仍然保持着和衣而眠的习惯。过去医院常有深夜急诊，他为了省事，每晚洗漱后便换上一身外出的便服，方便随时起身出门。轻触他的一双大手，几乎每个关节都明显地凸起——那是常年用力落下的病根。

　　在儿子陈若雷的记忆中，父亲一辈子总是忙忙碌碌。即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，聊的也是病人。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下，他和妹妹陈若雨都继承了父亲的事业。

　　陈怀炯一生淡泊名利，推辞了许多荣誉称号，也两次婉言谢绝主任医师职称。医院陈列室和他的诊室里从不挂锦旗和奖牌。但孙思邈《大医精诚》中的这段话被贴在了诊室的外墙上，成为他一生的追寻——

　　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妍媸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。”

　　“过去的老百姓很穷，卫生条件不好，生疮害病的不计其数。现在老百姓有了医保，日子比过去好多了，健康状况也好得多。过去山里砍树、开矿，受伤的人多，现在这些也成了‘老皇历’。以前还有打架寻仇的，打伤了抬到我们这儿来救，现在老百姓懂法守法了，我们也放心了。”行医半个多世纪，陈怀炯的足迹几乎没有出过天全县。但透过小小的诊室，他却览尽世间沧桑，知悉百姓冷暖。

　　“活着一天，就为病人服务一天，这是医生的本分。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要尽这份心。”他一边挥毫写下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，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。

　　那日离开他家小院前，听说记者有颈椎病，他特意带着记者打了一套拳，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日常的保健预防，千叮万嘱了许久，比采访时健谈了许多。汽车开出去一阵后，我们回头看见他还倚着院门挥手，身影那么瘦小，却又似巨人。（记者吴光于 薛晨 王曦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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