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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唐气象与文化自信

发布时间:2021-04-09 08:19:02 来源: 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 责任编辑: 文杰

  作者:刘绪义(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教授)

  辛丑牛年河南春晚上的舞蹈节目《唐宫夜宴》成功“出圈”、惊艳四方。该节目力求将盛唐的风采和少女的灵动搬上舞台,再现盛唐时期的大国气象和以“唐三彩”为代表符号的唐韵之美,令亿万观众神往。大唐气象,说到底是由文化自信铸就的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、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。所谓文化自信,本质上就是对传统文化、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,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外来文化的包容、对未来的信心。历史表明,越开放越包容,越包容越自信,越自信越进取。这种文化自信,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精神财富。

大唐气象与文化自信

《唐人宮乐图》,作者不详,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  绚丽多姿、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

  唐朝是承续隋朝而建立的,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就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(《新唐书》记:“隋文帝独孤皇后,高祖之从母也”),李渊袭封唐国公、太原留守。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少数民族长期混乱中原的历史和长达270年之久的国家分裂。统一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变化是巨大的,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、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经过大冲突、大碰撞、大交融,形成了为大一统政权服务的新文化体系。其中心便是三教并行,多元、混合的意识形态。因此,在这一新生政权的面前,呈现的是绚丽多姿、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。

  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暂,却为唐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隋文帝一面大力扶植和提倡佛教,改革佛教的管理,集政教于一身;一面从实用主义态度出发,要求儒学直接服务于社会,以快出人才,出可用之才。隋炀帝本身好学,又有文才,非常重视文化建设,尤其重视江南文化,为南北文化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唐朝建立之初,秉承隋代风气的余韵,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了各地武装割据,重建统一秩序,恢复经济,安定社会,带来了民族大融合,营造出颇具生气的帝国局面。唐都长安成为世界最大城市,西域商人、日本遣唐史、朝鲜半岛各国留学生云集于此,据史家研究,前来朝觐、留学、进行学术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,真正是世界之中心。

  大唐疆域广泛、幅员辽阔,以开放的胸怀吸引各国来的人才,不少外国(族)人还在大唐做官,有的甚至成为名将,如李楷洛、李光弼父子(契丹人),安禄山(康居国人),哥舒翰(安西龟兹人),高仙芝(高丽人)等,同样,突厥贵族、新罗人在大唐做官也都备受优待。

  李世民非常自信地总结了自己一生文武兼备、仁爱公信:“我提三尺剑,数年之间,正一四海,是朕武功所定也;突厥强梁,世为纷更,今乃袭我衣冠、为我臣吏,殊方异类,辐辏鸿胪,是朕文教所来也;突厥破灭,君臣为俘,安养之情,同于赤子,是朕仁爱之道也;林邑贡能言鸟、新罗献女乐,悯其离本,皆令反国,是朕敦本也。酧功录效,必依赏格;惩恶罚罪,必据刑书。割亲爱、舍嫌隙,以宏至公之遗,是朕崇信也。”(《唐会要》卷七)李世民“华夷一家”的自信,是对其武力与德惠兼施的治理方针的自许,昭示了以大唐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由此形成。

大唐气象与文化自信

唐三彩载乐驼俑,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。

  唐代承续隋代的制度和文化政策,思想上以儒家来维系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,同时,唐代皇帝认亲老子,追认其为李氏的祖先,科举考试中把《老子》一书列入其中,官员必须读《老子》,道家享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位;唐玄宗还将《老子》列入学官,有不少名臣就是通过“道举考试”得以出仕。另外,唐代还承续了南朝时流行的佛教,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天台宗、华严宗、净土宗三大宗派。尤其是在初唐时期还发生了一起著名的佛教事件:唐太宗贞观三年(629年),一位叫玄奘的和尚从长安出发,步行前往印度取经,历时17年,经历千辛万苦,其故事感动了当时的中国。

  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,造就了唐朝士人的包容心态,许多士人自由出入儒道释之间,他们的思想开放,精神富足。以诗歌为例,初唐的诗歌创作,主要是以唐太宗李世民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,尽管梁陈宫体诗仍然是初唐诗歌的主流,重辞采声律,感情的纤弱、诗风的绮靡仍有很大影响,但是统一的新时代、新气象,启迪着诗人们寻找新的道路、新的表现方式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。有的诗人有意识突破了宫廷诗的范围,把视野打开,将诗歌题材和内容伸向诸如离别、怀乡、边塞、市井、自然山水、理想抱负等,有的诗人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,内容刚健质朴。如王绩、杜审言、宋之问等人的诗中出现一种质朴清新、宁静淡泊的境界,积极进取的精神。“初唐四杰”骆宾王、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的诗,重视抒展一己之情怀,作不平之鸣,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昂扬壮大的情感气势,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。现实意识、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,在陈子昂、张若虚等初唐诗人那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,反映了初唐士人的精气神,眼界和胸怀非前人可比,他们注重生命体验,重视干预现实,开创了有唐一代的诗风,奠定了律诗的范型。这以后,诗歌更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。到了盛唐时期,各类诗人更是繁星闪耀,遍及社会各个层面,各显才华,各竞风流。

  到中唐时期,有“文起八代之衰,道济天下之溺”之称的韩愈,又打起复古的旗号,引领了一场社会思想文化运动。韩愈认为,儒家的道统自孟子以后中断了,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汉儒以来的经学传统。因而,他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,挽救世风和社会危机。以道统论为新思想,以古文运动为载体,以反对崇佛为武器,以弘扬自我、张扬个性、追求自由,培育健康的精神生活为号召,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,实际上是一场“儒学+文艺”复兴运动,展示出强烈的文化自信。

大唐气象与文化自信

唐代张萱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(宋代摹本),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

  与世界的交流和国力的强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

  唐朝人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强大的国力特别是经济的支撑。唐朝经济实现了类似于今天的以内循环为主、外循环为辅两相结合的双循环模式。

  内部,唐朝实行土地公有制,即授田制,历史上叫均田制。隋朝末年因为战乱产生大量无主田地,使均田制得以施行,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农业的发展。政府依户籍授田,区分公私两区,公私折中。连和尚道士、尼姑女冠都有授田。土地买卖的限制也有所放宽。同时,唐朝还实行职分田、公廨田和公廨钱制度。职分田就是将一部分土地授给士兵和官员,士兵依靠种田取得军费(府兵制),官员根据职分在职分田内领取俸禄。公廨田是为保障地方官员的生活和幸福感,按官署等级划出一片田地供官员租给农民耕种,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经费。这种自给自足式的养兵养官模式虽然有弊端,但确保了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的需求,也有利于生产力的复苏。

  财税制度上则实行与授田制匹配的租庸调法。租庸调按丁征收,政府为民置产,因其产而缴税,没有重征累民之弊,又防止兼并之风。同时,土地与户籍挂钩,开征户税和地税。地税是按调交纳粟、麦、稻二升,充实义仓;户税则根据户内丁男多寡分成九等开征。安史之乱后,土地兼并严重,逃户增多,财政出现危机,唐肃宗时宰相刘晏实行赋税制度改革;德宗建中元年(780年),宰相杨炎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,按田亩的多少收地税,按户等的高低抽户税,分夏秋两季征收。唐朝整体税负较低,大约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二,相当部分财富集中在民间。

  唐朝农业发展较快,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增长,天宝八载(749年),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。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的唐玄宗开元十四年(726年),每斗价仅十三文。饮茶的习俗,从南方传到北方,逐渐普及,唐代中期建立茶税,成为重要的税源。手工业有了官营和私营之分,唐代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、陶瓷业和矿冶业。丝、麻为主要纺织对象,白瓷、唐三彩等特色陶瓷业发展成熟。金银器制造业汲取了西域的一些技术有了长足进步。

  交通方面,陆路以长安为中心,水运以洛阳为中心,遍布全国各地,运河贯通南北,驿站、邸店(相当于物流中心)成为重要的配套设施。出现了城市商品经济和长安、洛阳、苏州、扬州、广州、成都等商业中心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“飞钱”出现。尤其是江南经济持续发展,开始超越黄河流域,一枝独秀。即使是“安史之乱”后,华北残破,但唐政府仍可以依赖江南经济而持续其统治。

  更引人注目的是旅游成为唐代人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一种需要。官员宦游,富商市游,僧道玄游,士人漫游,平民郊游,形式多样。由于唐代社会氛围相对宽容,节假日众多,鼓励休假游乐,因而出现了许多旅游达人,如唐玄宗、李白、刘禹锡等。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节假日郊游,成为唐代一景。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,唐朝政府“斥远游,主近游”,因此,城市的人文景观,周边的自然山水成为人们郊游的好去处,“紫陌红尘拂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”,活跃了旅游经济。唐朝甚至还出现女性游乐的风景,女性出游之风遍布了都市和乡村,“三月三日天气新,长安水边多丽人”。这是由于男女平等的风尚显然激发了女性的自信。唐诗中不乏丈夫对妻子的关怀,女性争取爱情的例子也并不鲜见。

  对外,唐代海外贸易兴盛。从广州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,抵达印度、锡兰、再西入波斯湾、亚丁及红海地区的航路,成为主要运送丝绸的海上丝路。《新唐书·阎立德传》记载:贞观年间阎立德在洪州造“浮海大船五百艘”。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达的范围,已及于新大陆发现之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区,犹太人、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等中东商人纷纷来唐经商。唐朝江海沿岸的广州、泉州、明州(今宁波)、扬州等城市,因海外贸易的繁荣,快速兴盛起来,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。政府特别设置“市舶使”,管理蕃船的进出以及征税事务,不仅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,而且一些境外货币还可以在唐朝流通。有研究表明,直到唐末,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仍然有12万人以上。陆上丝路在汉代基础上继续向南北扩展,唐代贾耽《皇华四达记》中记载有安东道、渤海道、大同云中道、回鹘道、西域道、天竺道、吐蕃道等10余条商路,直到“安史之乱”才被迫中断。经济“外循环”与“内循环”互相促进,扩大了唐朝与世界的交流和国力的强盛,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。

  天生我材必有用,愿得此身长报国

  唐朝的建立最初是依靠关陇贵族势力的支持,统一后,唐太宗为巩固政权,一面打击关陇势力,一面兴科举起用寒族士子。这样,门阀制度的衰落,科举制度的初兴,迅速激发起士人上进之心。

  虽然唐朝承续了秦汉以来的身份等级制,并且形成了严格的律、令、格、式的法律体系,但是,到唐朝中期,由于商业的发展,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,不服法令自动迁移者越来越多,成为政府关注的一件大事,人称为“逃户”。大历元年(766年),唐政府不得不承认逃户的合法性:“逃亡失业,萍泛无依,时宜招绥,使安乡井。”因此,人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,造成“贫富无定势,田宅无定主”。社会对富人的容忍度大大提高,富民成为新的权力中心,“士”主要就在富民阶层中兴起,地方精英、文官家族,大部分来自富民,士转型成为世家大族。新兴士阶层之崛起,出现新型伦理,旧思想与传统秩序被打破,以新兴进士取代士族门阀,“以庶族寒门而登第,庶几可以无家族势力之弊端”。士风也显示出空前的活力。

  科举制度打开了人才的进路,使人才选拔的标准多样化。以考儒家经典为主的明经科入仕不再受重视,相反,不需要背古代儒家经典的进士科格外受青睐,这样,由过去比拼儒家经典转而比拼诗词歌赋,士人对现世的关怀大大超过了对古代的关注,因此出现“天下崇文”现象。“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。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,四方观听,希其风采,每岁得第之人,不浃辰而周闻天下,故忠贤隽彦、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。”(《通典·选举三》)士子潜心于科举之学,心怀功名利禄之想,对儒家伦理未必尽措于心。不少士子宗教情怀与世俗生活交织,功利之行与个人修养并重。隐逸出尘之思,仕途精进之念,矛盾地统一于他们身上。同时,社会上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,有的人向往林泉丘壑,沉潜山水,崇道修身,不拘传统礼法;有的人为显亲扬名,奋不顾命,行全志立,殁而犹生。孝悌行为与出世情怀这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谐地并行不悖:一面张扬“孝行为立身之本”,一面信奉“出忠而入孝,开物履祥,任道而安时,功成而退迹”。社会对他们的包容度很高。

  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科举制改变了以往门阀地主为政治中心的格局,极大地刺激了文人从政、书生报国的理想、抱负与自信。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(李白《将进酒》);“男儿生世间,及壮当封侯(杜甫《后出塞其一》)”;“奋其智能,愿为辅弼,使寰区大定,海县清一”(李白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);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”(高适《别董大》)。一时间,书生济世、寒士报国、扬名立万,侠骨柔肠,形成激昂奋进的大唐精神,蓬勃进取的时代气韵,刚毅雄浑的民族强音。

  唐代科举取士率低,落第者众,而且即使及第,也未必能马上入仕,这种情况下,强大的边防需求,激发了文人投笔从戎、支边求功的欲望,他们渴望建功立业,而边塞将领可以自己用人,又为文人入幕提供了制度条件。“宁为百夫长,胜作一书生(杨炯《从军行》)”;“忘身辞凤阙,报国取龙城。岂学书生辈,窗间老一经(王维《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》)”;“功名只向马上取,真是丈夫一英雄(岑参《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》)”;“腹中贮书一万卷,不肯低头在草莽”(李颀《送陈章甫》);“愿得此身长报国,何须生入玉门关”(戴叔伦《塞上曲其二》)。这样也刺激了唐朝边塞诗的发展,2000首边塞诗相当于历朝边塞诗的总和。诗中,战鼓、铁马、鸣镝、热血交汇出一曲曲雄浑的报国乐章。即使仕途坎坷,依然痴心不改;无论战争艰苦,仍然矢志不移;哪怕路途遥遥,只管一往无前。他们踌躇满志,意气风发,展示出无与伦比的文化自信。

  英雄一去豪华尽,惟有青山似洛中

  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打击不言而喻,也被视为唐朝中衰的转折。传统的观点认为,中唐后,中央皇权不振,宦官专权,地方藩镇林立,割据自雄。总体上这一说法不错,但是,安史之乱后几代君主,并没失去文化自信,而是在危机中育新机、变局中开新局,在重振中央皇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
  史家认为,是安史之乱造就了武将群体的崛起,但事实上,从大唐开国以来,重文却并不轻武,文人意气风发,武将地位同样显赫。安史之乱后,绝大部分藩镇但求权力父子相承,得到中枢认可,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扩大版图之野心。很多节帅还自愿解除权柄,亲身入质长安,但求为一富贵闲人。这缘于中央两手抓的措施,一面对军功进行奖励,包括允许藩镇节帅自行委任官吏,赋税留于地方,以显示对忠诚的回报;一面倡导以君臣大义为核心的儒家礼法秩序,重塑中央权威。

  以郭子仪为例。郭子仪坐镇汾州期间,曾向朝廷请求任命一县官,引起手下不解,恰巧敕书迟迟不下,郭子仪不以为恼反而高兴地向他们宣言:“自艰难以来,朝廷姑息方镇武臣,求无不得。以是方镇跋扈,使朝廷疑之,以致如此。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,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。上恩亲厚,不以武臣待子仪,诸公可以见贺矣!”

  郭子仪并非孤例,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一些重大改革如两税法,同样通行于各藩镇。历次科举后中第者,也能顺利在藩镇就职。即使是此后唐朝的历次对外战争,都得到各藩镇的鼎力支持。安史之乱后,唐朝在面对回纥、吐蕃、南诏三重压力下,正是依靠藩镇的力量取得重大胜利。

  如在渔阳之战、杀胡山之战中,依靠的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、河东镇麟州刺史石雄,将乌介可汗逼入末路,在内讧中被杀,传首长安,统治漠北百年的回鹘汗国,至此灭亡。坐镇剑南西川的名将韦皋,镇守蜀地21年,抚恤士卒,修饬边防,累积击破吐蕃军48万;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,历次战争中得地4000余里,户口百万之家。866年,吐蕃最后一任国相,被归附唐朝的蕃将拓跋怀光所杀,首级同样传首长安,宣告了这个雪域高原的强大帝国彻底终结。晚唐名将高骈,先镇静海军,克复交趾,后移镇西川,前后俘斩南诏军十万余人。“是时,回鹘、太原、邠宁、泾原军猎其北,剑南东川、山南兵震其东,凤翔军当其西;蜀、南诏深入,克城七,焚堡百五十所,斩首万级,获铠械十五万。振武、灵武兵破虏二万,泾原、凤翔军败虏原州。”(《新唐书·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上》)如此规模的协调作战是史上罕见的。历经百年苦战,唐朝仍能灭回纥、破吐蕃、败南诏,将三大劲敌尽数铲除,收复河西、陇右大片疆土,依旧保持第一强国之势,藩镇功莫大焉。对内,以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为首的各地藩镇的支持下,囚禁皇帝、大杀朝臣的宦官不得不收敛。最具独立性的河朔三镇,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依然是汉而不是胡。

  大唐是诗歌的江山、诗人的盛世。一生穷困潦倒,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的杜甫,他的诗歌却一样豪气,哪怕是慨叹自己遭遇,也充满激越的气势: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中唐以后,白居易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孟郊、贾岛、李贺、韦应物、张籍等诗人辈出,影响力不逊色于盛唐;即使是生不逢时、怀才不遇的晚唐诗人杜牧、李商隐、温庭筠、韦庄等,他们的文化自信从未丧失,不似一个式微而亡的时代韵味。

  如23岁的杜牧能写下著名的《阿房宫赋》,他的诸多诗歌如“折戟沉沙铁未销,自将磨洗认前朝”(《赤壁》),“江东子弟多才俊,卷土重来未可知”(《题乌江亭》),诗中清拔高峻的格调,诗情豪宕风流蕴藉,清新流丽中见风骨。这风骨来自内心的文化自信。“虚负凌云万丈才,一生襟抱未曾开”的李商隐,不乏荡气回肠的诗歌,如“直道相思了无益,未妨惆怅是清狂”(《无题》),“世界微尘里,吾宁爱与憎!”(《北青萝》)诗中不论是自我期许,还是借古讽今,音律圆美婉转、语言绮丽工整,以至于北宋西昆体对李商隐的学习效仿简直到了生吞活剥的地步。眼见李家王朝气数已尽的唐末诗人郑谷,其绝句风神绵邈、词意婉约、清婉明白,“有唐三百年,风雅雄一代(叶涵云语)”,“独饶思致(纪晓岚语)”,有“一代风骚主”(司空图语)之誉。“诗旨未能忘救物”的杜荀鹤,其诗“朴实质明畅,清新秀逸”,语言清新通俗而爽健有力。同样是咏史、怀古诗,晚唐诗人许浑不逊色于中唐刘禹锡:“英雄一去豪华尽,惟有青山似洛中。”以至于金圣叹在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》中连连点赞:“‘青山似洛中’,掉笔又写王气仍旧未终,妙妙。”只要青山还在,王气终究未消。这种自信正是大唐文化自信的写照。

  总体说来,整个唐朝社会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兼容并包、积极进取的文化自信。历史表明,越开放越包容,越包容越自信,越自信越进取。这种文化自信尽管经历晚唐的衰败和五代的战乱,依然不减其势,持续影响着宋以后的中国,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精神财富,也是新时代增强我们文化自信的宝贵思想文化资源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21年04月09日 1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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